將設計作為各分離的部分再加以組合的思想，被理論家考夫曼(Kaufmann)視為新古典主義的一大特征和傳統，并指出它在20世紀仍然繼續重現。



　　這一傳統，其中隱含的空間設計問題，賓館設計公司分析表明，一方面體現為一套作為基本設計素材的要素(element)：另一方面則是其組合(早期也稱構圖)機制(mechanism)。

　　對應于這一基本傳統，一方面，現代主義的發展打破了許多原有的要素，重新確立或形成了一些新的“要素”——諸如柯布西耶的新建筑要素，抽象的“點一線一面”要素(瓦西里•康定斯基，Wassily Kandinsky)以及所謂“要素主義”(以風格派的一些主要人物為代表)的主張；另一方面，與此同時，也引入了更多的功能性和技術性的因素，配合新的空間形式探討，產生了探討快捷賓館設計機制問題的更多可能，而非僅僅是“構圖”或傳統的形式與功能一致性的問題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在現代會計賓館設計的發展中，正如類型學研究所揭示的那樣，仍然存在著一些基本的要素，構成設計空間的基本類型。對此，20世紀80年代，挪威學者埃文森在類型學的基礎上，寫了《設計原型》一書，從“存在性表達”和“共同體驗”出發，再次論述了“地面一墻體一屋頂”等基本原型和要素的各類表現。

　　在20世紀90年代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威廉•J．米歇爾(William J．Mitchell)發表了《建筑的邏輯：設計，計算和認知》一書，在電腦輔助設計(CAAD)研究中對設計的基本邏輯進行了深入的探討。該書重新追溯了迪朗一加代的傳統，并在設計和語言之間建立了一層關系，將設計要素比作詞匯，認為這些要素必須加以組合，以滿足設計用語與“設計體系”的需求弘。該書中指出：設計語言的發展體現在要素及其組合方面，有兩種基本情況：一種是引入“新要素”；另一種則是用“新方法”使用“舊要素”。

　　20世紀90年代末，由荷蘭代爾夫特建筑學院的伯納德•盧本(Bernard Leupen)等人所著的《設計與分析》(Design andAhalysis)一書，提到“設計體系”的問題，并以考夫曼和米歇爾的研究為例。該書以“要素”、“組織秩序”，以及相應的設計“工具”等問題，來形成對“設計體系”的分析；并將設計作為“空間和物質的組合”加以分析。這些做法，在一定程度上延續和發展了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設計分析和形態分析的基本概念和傳統。

　　在國內，相應的工作體現在一些設計原理的探討上。如20世紀80年代初出版的天津大學彭一剛教授的《建筑空間組合論》，東南大學(原南京工學院)鮑家聲和杜順寶教授編著的《公共建筑設計基礎》，清華大學田學哲教授的《建筑初步》等，都涉及空間設計的一些基本問題。其中彭一剛先生的《建筑空間組合論》一書，更是明確以空間一詞為核心，進行了某種系統化的探討，在此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產生了很大的影響。

　　以上這些構成了快捷賓館設計自身分析的基礎和內容，即本書的中篇：追尋有關基本要素及其組合機制這兩條相互聯系的主要線索，發展傳統的要素組織概念，并探討它在現代設計條件下產生的各種發展和轉變(包括新的要素和構成機制)。在這種探討中，嘗試以一種雙重性的思路提出新的理解，對上篇的傳統基礎進行分析。并為下篇有關空間設計的教學實踐研究提供概念和方法。